“要在科技領域保持長期的競爭力，單純增加科研經費遠遠不夠，教育體制、科技體制、創新環境等都要與創新驅動相配套。”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國家實力的關鍵，更是大國競爭的制高點。過去幾十年，我國科技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給了我們迎接挑戰的信心和底氣，但同時仍然存在一些明顯的短板，這也給我們指出了未來努力的方向。

　　我國從上世紀80至90年代先后推出“863計劃”和“科教興國戰略”，跟蹤世界最前沿的科技發展成果，大大促進了我國科技的發展和進步，在計算機、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

　　比如在超級計算機領域，我國“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號”在全球前十中占據了兩個席位，分列第三、第四名，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太湖之光全部使用國產CPU處理器，是繼美國、日本之后全球第三個采用自主CPU建設的千萬億計算機；在航空航天領域，我國是全球為數不多的能夠獨立實施登月計劃、載人航天計劃、太空站計劃的國家，充分說明我國航天領域攻克了數量眾多、范圍廣闊的核心技術，此外，第45顆北斗導航衛星已經成功發射，預計2020年10月以后即可向全球提供服務。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而我國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跟巨大的科研投入是分不開的。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8年我國研發經費支出為19657億元，比上年提高11.6%，研發經費規模已經僅次于美國。進一步的數據顯示，2000年到2016年，我國R&D國內支出增長超出20倍，年均復合增速達到21.3%。

　　雖然在一些關鍵領域，我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但也要看到，從整體上看，我國與美國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比如說手機行業，我國本土品牌近幾年強勢崛起，但是中興事件則說明，由于缺乏芯片技術，實際上不少手機品牌在關鍵技術上都是被卡住了脖子的。而最近幾年蓬勃發展的互聯網產業，盡管在應用規模等方面上已經是無可爭辯的世界第一，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基礎軟件和底層系統領域，我國目前仍是空白。

　　這就說明，在基礎研究方面，我國還有很大的發力空間，這一點在科研經費的用途上也得到了體現。科研經費的用途一般分為三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開發。2016年中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研發經費占全部研發經費比例分別為5%和10%，而美國和日本對應數據均超過30%，英國和法國更是超過了60%。試驗開發主要指的是開發產品并優化流程，更多的是以工程為導向，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則分別指向科學知識和技術發明。這也部分解釋了我國不少產業的產品極具競爭力，但往往缺乏核心技術的現象。

　　產業的強大可以為科技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但是科技實力的比拼還是要依賴于真正具有原創性、能夠拓寬人類認知邊界的基礎科學研究。雖然目前我國每年都有大量論文發表，但是高影響力的論文不多，重大和原始創新成果出現的比例還不夠高，更談不上成為全球科研創新的“風向標”之地。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以論文數量為基礎的評價標準和激勵機制已經很難適應新形勢下的競爭環境了。誠然，從論文數量上看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這讓我國能夠緊緊跟隨世界科研前沿，但是，如果只是跟隨，就已經慢人一步了。

　　正如任正非此前表示，華為正在本行業攻入無人區，過去跟著人跑的“機會主義”高速度將逐漸減緩。如何從工程數學、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學層面的創新過渡到重要基礎理論創新，如何從跟隨者成為引領者，這個問題不僅僅是華為一家公司需要回答的問題，這更是我們整個國家需要回答的問題。

　　要在科技領域保持長期的競爭力與領導力，單純增加科研經費遠遠不夠。教育體制、科技體制、創新環境等都要與創新驅動相配套，比如優化研發經費的使用結構，提高其用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比例；改進科研經費管理機制，提高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率；加大對研發人才的經費支持，尤其是創造良好的研發生態；以及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保護知識產權，提高科研成果的經濟效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