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美關系的動蕩，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等既有大國的舊國際秩序觀與中國等新興大國代表的新國際秩序觀之間的競爭。
既有國際秩序有很多優點，它形成于二戰期間同盟國之間的政治與安全合作，成熟于二戰結束后以國際制度為代表的新秩序之涌起，并以1991年聯合國批準對當時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實施軍事反擊達到頂峰。之后這一國際秩序還有繼續發展，表現在經常通過艱難協商后，國際社會仍能在一些重要全球治理領域取得一致，包括在國際反恐、核安全、氣候變化等方面達成協議。
但進入新世紀以來，二戰后國際秩序的主要建造者美國嚴重偏離曾由它自己倡導的多邊合作。在目前的美國政府看來，多邊合作效率太低而成本又太高。因此，美國開啟高歌猛進的粗暴模式，向戰后世界秩序猛烈挑戰。也因如此，在上述多數領域，全球治理步伐變緩，甚至倒退。比如，當前美國已退出聯合國框架下的《巴黎協定》與《伊核協定》，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與教科文組織，并退出了它曾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談判進程。
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新興大國則繼續高舉國際合作大旗，竭力維護多邊協作機制與成果。同時，這些國家正沿著半個多世紀以來人類合作的軌跡，力圖升級制度性的地區與全球治理，為完善國際秩序進行頂層設計并貫徹落實。
是中國與其他大國繼續承諾執行聯合國氣候變化協定，力圖在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絕對減排。中國作為當前排放的主要大國，愿以限制和轉換傳統發展模式為代價，推動國際社會共同減排，并化限期減排之壓力為動力，營造綠色發展的新經濟。中國不僅向國際社會宣布了這一自主國家意志，而且將此納入年度和多年度的國家發展規劃。
是中國以及俄法英德四個大國，不因美國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而放棄伊核合作，而是繼續竭力保護《伊核協定》不被廢棄，鼓勵伊朗繼續自我限制高濃縮鈾的開發。當美國快速破壞現有國際秩序之時，中國等國站了出來，力促伊朗履約，共同承擔由美國放棄的國際責任。
是中國等新興大國與美國合作，共同反對造成半島以及周邊不穩定的任何肇因。朝鮮發展核武，不管何種理由，中美都予反對，但方式大有不同。美國主張極限施壓，以壓促變。然而，美方宣稱的對朝“烈火與怒火”不僅于事無補，反而激化局勢。中方主張朝鮮棄核與取消制裁的分步聯動，這才是推動漸進合作的理性。在朝核問題上，中方的合作新主張，已被證明是超越傳統理念的更佳方案。
在世界發展與國際安全的一系列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觀念、新方案已被證明比當前美國固守的舊國際秩序觀更具合作性和競爭力，這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等新興大國主張的新國際秩序，部分來源于美國曾經主張但已被它當前放棄的國際合作。無論合作減排，還是合作反恐，或是合作治理，美國都曾是國際合作的積極分子。若非美國，難以想象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貿組織的問世。美國對倡導國際秩序的現行機制曾經做出貢獻，也由此取得重大回報。
但隨著新興大國崛起，這些機制也在稀釋美國曾經在其中擁有的主導力。諸多新的主權行為體進入這套國際機制，其本身的運行程序也使有效決策變得更具挑戰性，美國因此愈益走上獨來獨往、單邊莽撞的道路。美國急于反擊“9·11”恐襲背后的國際恐怖機構，擅自針對伊拉克發動不具合法性的“先發制人”打擊，嚴重違反由《聯合國憲章》確定的國際用武原則。甚至出于黨爭，這屆美國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談判。美國如此對待合作伙伴以及國際社會，破壞既有國際秩序，其所放棄的國際公共產品只能由其他國家來承繼。可以說，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堅持，恰恰是對美國放棄當前仍然行之有效的國際秩序之矯正。
第二，中國等新興大國代表的新國際秩序，并非簡單繼承現有國際秩序中的積極部分，它還日益反映在對現有國際秩序之不足的完善與升級。針對中亞地區的恐怖主義、分離主義以及極端主義，中俄等國發起上合組織，形塑跨國打擊“三股勢力”的地區安全機制，并通過內涵與成員擴容，為中亞和南亞地區成功提供了新的安全與發展合作平臺。針對朝核問題，中國組織了關于無核化與地區安全的談判平臺，為管制危機與促進對話做出貢獻。中國還發起地區與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并組建相關國際合作機制，將自身理念、能力和實踐與國際社會廣泛分享。
第三，中國繼承現有國際秩序的積極因素，推動國際秩序的增能升級，逐步走近變化中的國際秩序的中心。這既是中國與時俱進、大力倡導國際合作的自然結果，也是美國破壞現有國際秩序的必然后果。美國曾經營造國際合作，自然受到擁護;但它如今“退群”成癮，全然不顧人類共同發展，其逐步為國際社會所遠離也就毫不奇怪。美國一邊損害國際秩序，一邊反對他國維護和升級國際秩序，完全南轅北轍，事與愿違。如此，中國的國際秩序觀之崛起終將水到渠成，勢在必然。(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