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地方“兩會”召開之際,各地2018年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陸續出爐。
但若在GDP中扣除經濟生產活動所造成的生態環境成本,再加上生態系統給經濟系統提供的生態福祉,數據是否依舊光鮮呢?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近日完成《中國經濟生態生產總值核算發展報告2018》(下稱《核算報告2018》),課題組構建了經濟-生態生產總值(GEEP)綜合核算框架體系,并按GEEP對我國31個省區市進行了排名。
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GEEP為122.78萬億元,其中,生態系統調節服務對GEEP總值的貢獻大,占比為43.3%。從相對量來看,2015年我國人均GEEP為8.9萬元,是人均GDP的1.7倍。
既做“減法”,也做“加法”
《核算報告2018》介紹,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沒有考慮經濟增長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消耗,也沒有將生態系統為經濟系統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納入核算體系。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2004年,原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推出了綠色GDP,把經濟活動過程中的資源環境因素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將資源耗減成本、環境退化成本、生態破壞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從GDP總值中予以扣除。
根據環境規劃院持續十幾年的數據核算,2015年之前,海南省環境污染損失最少,占GDP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點幾。而河北省就比較差,環境污染損失占GDP的7%左右。如果按綠色GDP核算方法,河北省的GDP幾乎是零增長或負增長。
不過,中國工程院院士、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曾對記者表示,綠色GDP核算對生態服務價值考慮不足,只做了“減法”,沒有做“加法”,無法真正體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理念。
2016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推出了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報告,對區域內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值的總和進行核算。
根據當年IUCN列出的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阿爾山市、吉林省通化市和貴州省習水縣的GEP核算結果,IUCN駐華代表朱春全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三地一年生態系統服務和產品總價值約為2119億元人民幣,是三地同年GDP總和的兩倍。
但GEP僅僅是做了生態系統服務和產品“加法”。
《核算報告2018》稱,GEEP既考慮了人類活動產生的經濟價值,也考慮了生態系統每年給經濟系統提供的生態福祉,還考慮了人類為經濟系統產生的生態環境代價。GEEP是一個有增有減、有經濟有生態的綜合指標,糾正了以前只考慮人類經濟貢獻或生態貢獻的片面性。
根據核算,2015年,我國GEEP為122.78萬億元,其中,GDP為72.3萬億元,生態破壞成本為0.63萬億元,污染損失成本為2萬億元,生態系統生態調節服務為53.1萬億元。生態系統調節服務對GEEP總值的貢獻大,占比為43.3%。生態系統破壞成本和污染損失成本總占比約為2.1%。
《核算報告2018》稱,從相對量來看,2015年我國單位面積GEEP為1278萬元/平方公里,人均GEEP為8.9萬元,是人均GDP的1.7倍。
課題組表示:“與GDP相比,GEEP更有利于實現地區可持續發展,是相對更為科學的地區績效考核指標。”
31個省區市的“真實”排名
具體到31個省區市各自的核算結果又是如何呢?
GEEP核算結果顯示,2015年,西藏、青海、內蒙古、黑龍江和新疆是我國人均GEEP最高的5個省份,都超過11萬元,且人均GEEP都是其人均GDP的2.8倍以上。
除黑龍江外,上述其他四個省區都分布在我國西部地區,屬于地廣人稀、生態功能突出,但生態環境脆弱敏感的地區。
再從東中西三個區域看,2015年,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GDP占全國GDP的比重分別為55.6%、24.4%和20.1%。而東部、中部和西部GEEP占全國GEEP比重分別為38.8%、26.7%和34.5%,中西部合計超六成。
“我國西部地區GEEP占比明顯高于GDP占比。”《核算報告2018》稱,西部地區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區,不僅是大江大河的源頭,第一批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中有67%都分布在西部地區。西部地區生態系統提供的生態服務大、環境污染損失又相對小。我國環境污染損失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占比為53.7%,而西部僅為21.7%。
對比分析2015年我國31個省區市GDP與GEEP的排名情況發現,廣東省位列GDP和GEEP兩個數據排名的首位,此外貴州和四川的排位也沒有發生改變。而西藏、黑龍江、內蒙古、云南和青海等省份的GEEP排名較其GDP排名有較大幅度提升。
其中,廣東、內蒙古、江蘇、黑龍江、山東、四川、浙江等省份的GEEP總量大,占比達41.36%。而寧夏、海南、甘肅、天津、山西等省份排名靠后。
《核算報告2018》介紹,GEEP核算體系對于生態面積大、生態功能突出的省份排序有利,對于生態面積小、生態環境成本高的地區排序不利。
課題組表示,GEEP是一個復雜的核算體系,生態系統調節服務、生態破壞成本和污染損失成本是核算的關鍵內容。另外,生態環境成本和生態系統調節服務效益中,很多指標都沒有直接市場化的價格,每種生態功能價格核算方法都不同,且每種生態功能可能都有多種核算方法。
對于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問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日前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8》提供了另一種答案。
“盡管國土資源價值從2000年的15.9萬億元持續升至2016年的71.7萬億元,但此間其與GDP的比率則由159%降至96%。這顯示了作為自然資本重要構成的國土資源在國民財富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有持續下降的趨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表示,這一現象同世界銀行揭示的有關國際經驗基本一致,即自然資本的相對規模及對增長的貢獻,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