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的認知中，發展和環保是相背離的，企業多將環保視作負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然生態的惡化，“企業社會責任”尤其是環境責任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環保標準的提高和監管加嚴，也讓企業認識到，環境成本正在逐漸內化為企業成本的一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企業一定要轉變思路，社會責任是一個戰略機遇而不是負擔。
“要做百年老店，就必須要有擔當，戰略取向和價值取向是企業的根本。”潘家華是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曾任聯合國環境署北京代表處高級項目官員、能源與環境顧問，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社會經濟評估工作組(荷蘭)高級經濟學家；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評估報告主要作者。
通過清潔生產來履行環境責任
《中國經營報》：環境責任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您認為環境責任是一種生產力和潛力，而企業實現環境責任的一種主要方式是清潔生產。但往往對企業來說，清潔生產意味著要增加投入，從而使得生產經營成本更高，可能會有損于企業的競爭力。這個矛盾如何解決？
潘家華：清潔生產是一個過程，只要比過去的生產方式污染更少，我們就可以說它是清潔的。清潔生產要設定標準，比如淘汰落后產能要有一定的門檻，這個門檻不是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是可以達到的，這個門檻也要隨著技術進步和人們對環境要求的提升、對美好生活期望的提高，不斷往前推進。行業引領能力是企業競爭力的體現，說明這個企業的效率高。我認為清潔生產的標準應該由企業制定，這樣標準就有了市場屬性。國外很多標準都是由行業協會制定的，這樣企業實現了高效節能、清潔生產，具有市場競爭力和市場號召力。此外，生產者需要對環境關愛和為之行動，消費者也需要對環境關愛和為之行動，這就是消費者的選擇，這也會對市場產生壓力，如果企業不遵循市場需求，可能就無法生存。環境責任不應該僅僅是責任，而是動力，促進企業不斷提升效率、競爭力和生產出優質的產品。
讓消費者選擇推動企業環保
《中國經營報》：消費者的選擇確定會對企業形成壓力。現在有一個熱詞叫作“消費降級”，在房價高企的情況下，大量收入投入到房地產市場上，在其他方面的消費就會減少，各種廉價產品尤其受到收入較低人群的歡迎。這種情況下，消費者如何能對企業形成環保壓力呢？
潘家華：現在房價虛高或者說人為抬得太高，導致房地產成了資金的蓄水池，但房子又是剛性需求。北京某些房子的月租高達萬元，對消費者來說，大量的收入用在住房和房租上，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消費者是有預算約束的，在房子上投入得多，在其他方面可以用來消費的收入就少了，所以現在很多快餐、垃圾食品、低端產品在市場上盛行。我們要客觀理性地看待這一點。我認為，企業的準入門檻和產品標準應該對消費者、社會和自己負責，那種抱著“打一槍換個地方、反正又沒有經濟損失”想法的企業，不但違背了道義和自我責任，也難以逃脫法律的懲治。對消費者來說，選擇便宜的產品是飲鴆止渴，這是一種被動無奈的選擇。但是要對身體健康和家庭負責，選擇消費品時必須有一個最起碼的標準，不能沒有底線，多數人也不會選擇“毒藥”。
消費者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去房價低的區域。美國人口并不是都集中在華盛頓，舊金山市區面積122平方公里，人口86萬人。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人口約為40萬人，海牙人口約為20萬～30萬人，歐美國家少有超級大城市，但中國一個中心城市動輒幾百萬上千萬人口。這需要公共政策對公共資源配置做出明確的導向。比如中國的優質高校集中在北京，各省最好的學校集中在省會城市，而國外的牛津、劍橋一所大學就是一座城市，斯坦福大學距舊金山有60多公里，他們的大學在地域分布上比較均勻。再比如唐山，污染嚴重，“傻大黑粗”，這和優質資源都在附近的北京、天津有關。有個流行的說法，全球鋼鐵產量中國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如果唐山有985高校給當地提供技術支撐，唐山不會成為“傻大黑粗”。年輕人需要尋找多元化的發展機會，不一定要集中于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創業要找適合自己發展的地區，不一定要在房價高企的地方。我們要改變思維定式，城市發展要全面、均衡、均質化，現在交通有高鐵和飛機，空間不是問題，互聯網和信息技術使得信息沒有時差，大學圖書館也可以全部搬到網上，即使不是在一線城市也可以隨時了解紐約時裝周、巴黎時裝周。我認為，對中國來說，工業制造業正趨于飽和，生物技術、農業才是發展空間所在。我個人覺得農村生活寬松悠閑，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品質較高。
環境風險并不遙遠
《中國經營報》：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2019》中，和環境有關的風險占了十大風險的一半以上。如何讓企業切實認識到環境風險會給企業帶來風險呢？
潘家華：我是湖北人，我們湖北有幾千年的洪患文化——每年都要發洪水。我家在湖北枝江江漢平原西邊、離荊州不遠，我們那里的房子都是建在土臺上，每年都被洪水淹，家家戶戶都有船。每年夏天，16歲以上的人都要巡防大堤。這種自然環境給大家形成的認知就是，房子建得再好、金銀財寶再多，也會被洪水沖走。湖北歷史上有政治家、軍事家，就是沒有大商人，即使現在也是“小、輕、巧”，例如漢正街小商品市場，著重點就是“小”。這種洪患文化深入骨髓，如何能夠發展、積累，企業又如何能做大做強？再比如氣候變化，這會和企業沒有關系嗎？歐盟規定，2025年要達到每公里行駛汽車排放不超過95克CO2的剛性標準，氣候風險轉換成排放的剛性約束，這就是門檻。對企業來說，風險并不遙遠。
央企國企民企應一視同仁
《中國經營報》：我國在污染治理上越來越嚴格，第二輪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正在進行。在上一輪督察和水、大氣強化督察中，很多“小散亂污”的企業被關停并轉。在第二輪中央環保督察中，兩家央企被列為督察對象，其下屬子公司也被通報在第一輪督察時就弄虛作假、敷衍整改。這些企業是對社會責任認識不到位嗎？如何推動企業履行環境責任？
潘家華：在環境治理上，單純強化自上而下的管制不利于企業實現環境社會責任。這種單方面管制可能不切實際、好高騖遠、好大喜功，制定的標準要求可能不符合經濟發展需要和國計民生的基本情況。并且企業有可能行賄、污染卻沒有受到處罰。執法不統一也容易造成劣幣驅逐良幣。而且，運動式的執法對環境質量的改善效果沒有持之以恒的執法效果好。而且，單純的自上而下的管制，企業往往會做表面文章，什么要求都可以滿足，但實際怎么做的不好說。我認為，環保督察有其必要性，它起到發出信號和威懾作用。當環境治理在法治的同時，實現自下而上全民參與和社會共治，環境就有希望了。現在我國最大的二元結構是體制內和體制外，央企國企是體制內的、是一家人，不治理污染也沒風險，民企是體制外的，有污染就要關停并轉。打壓民企沒有風險還是政績，打壓國企則有政治風險。國企行政屬性比較強，他們都有行政級別，例如央企是正部長級、副部長級、局級，那縣環保局的科級官員能管嗎？在我們的官員序列下，是管不了的。對地方政府來講，國企是地方經濟的發展支柱，是就業大戶和財政收入大戶，盡管稅收大部分被中央和省級拿走了，但地方還是能留一點的。而且，地方如果嚴格監管，企業就拍屁股走人了，而我國對官員的考核是GDP導向、就業和財政導向，地方官員當然不想管。另外，央企國企一般都有齊全的檢測設備，縣城環保部門則可能沒有那么多的裝備，沒有底氣去管理，央企國企就更加肆無忌憚、我行我素。大量體制外的民營企業提供了就業、稅收和社會服務，尤其是提供了很多國企不涉及、民眾需要的消費品。
我認為，應該給民企一些生存發展空間，否則生活不便。現在流行“宜居”這個說法，環境治理是為了生活更好更便捷。國企和民企這二元體制思維要從根本上改變，必須一視同仁。國企應該還原為企業主體，不要當成政府序列的組成部分，依靠法治和標準進行監管。在非洲贊比亞，很多企業去那里開采銅礦，當地政府一般是不去檢查的，但是如果排污超標，企業就會接到法院的傳票。
制定合理的管控方式
《中國經營報》：您剛剛提到現在GDP仍然是考核地方政府的一個主要指標。我發現在幾個五年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中，設定目標的時候通常都是單位GDP能耗下降多少、碳排放減少多少。這種表述是不是容易產生誤導，甚至地方為了政績修改數據？如果是您來設計方案，您會怎么設計呢？
潘家華：我要設計的話，就以環境質量標準來管控，只要企業排放不超標就可以，其他的給予企業自由發揮的空間。我們最開始是用排放標準控制，結果大家都“達標”，但是環境質量卻惡化了。政府想把企業的每個環節都管，所以政府官員數量龐大、執政成本高企。我認為只要監控好排放，要相信企業有能力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怎么做成本最低。例如，節能目標的單位GDP能耗，太陽能和風能是凈零排放的，那么企業能耗多少不需要管理，我們只管理化石能源的使用就可以。很多人認為西部不應該發展高耗能產業，我認為恰恰相反，西部在太陽能風能方面得天獨厚，可以發展高耗能低耗水的產業。在碳排放方面，碳是一個惡品、沒有人需要這種商品，因此只要發生碳排放就征收碳稅，那么企業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自然知道要去想辦法減少碳排放。
中國治污要靠自己
《中國經營報》：有一種說法是，英國現在環境良好，是因為英國發現了北海油氣田，從而實現了能源去煤化、將污染大的低端產業轉移到海外從而減少了排放。中國要實現環境治理目標，是不是也需要借鑒這個經驗呢？
潘家華：歐盟在低碳發展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上世界90年代人均碳排放15噸，現在是人均7.2噸。歐盟的目標是，2030年再減半，2050年人均排放下降到1～2噸，這具有很大挑戰性。現在，英國徹底去除煤炭使用，德國計劃在2038年徹底去煤，丹麥計劃在2025年實現凈零排放。歐盟的行為和意識是世界領先的，北歐的自行車數量比汽車還多。我一個學生在丹麥技術大學工作，她家離工作地點12公里，她經常騎自行車去工作然后跑步回家，或者反之。發達國家也不都像英國那樣，例如德國和日本并沒有出現產業空心化，德國1980年的能源消費總量是3.8億噸標準煤，現在是3.3億噸標準煤，下降了15%，但是經濟發展翻番、人口也增加了很多，德國現在仍然是歐洲制造業中心、歐洲經濟的發動機。
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量和人口，如果產業轉移出去，恐怕不能滿足人們需求；并且以鄰為壑也不可取，對全球生態安全沒有保障。我們還是要通過自身努力來治理環境，推動企業實現社會責任。《中國經營報》：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2018）》顯示，2018年，中國企業300強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為34.4分，整體仍處于起步者階段。和國外企業相比，這是不是很大的差距？潘家華：這要考慮發展階段問題。比如美國農藥DDT，曾經獲得諾貝爾獎，后來人們才認識到它的毒害，才被禁止使用。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中國起步是比較晚的。當年湖廣總督張之洞設立漢陽兵工廠時曾經說過，推開窗戶就要看到冒煙心里才舒服。一個人的成長需要時間，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也需要時間。而且中國有很多后發優勢，現在我國有很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比如清潔能源，我們的太陽能2005年才起步，但現在裝機容量和投資都是世界第一；燃煤電廠的超臨界發電是全球最高水平，原來是500克煤炭發一度電，現在是270克煤炭發一度電，這是非常大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