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冶金報 中國鋼鐵新聞網
記者 樊三彩 報道
記者 朱亞明 攝影
“近一百年，世界經濟強國都以內循環為主，發展較好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以外循環為主，但是一旦步入世界經濟強國范疇序列時，又會轉為以內循環為主。”3月30日，在由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主辦的2024（第十五屆）鋼鐵高質量發展大會上，研究員、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做主題報告《新格局下，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特征、新成就》時指出。
圖為黃奇帆
他立足國際視野，深入解讀了我國“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內涵要義，回顧了我國經歷的經濟循環階段和近10年國民經濟運行的積極變化，并深度解析了新格局下中國對外開放呈現的新特征和取得的新成就。
黃奇帆強調，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發展的新格局是我國發揮超大規模市場潛力優勢發展經濟的內在選擇，是實現中華民族強國夢的必然選擇，并非因中美貿易戰、脫鉤斷鏈或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被外界倒逼、承壓所致。盡管2017年以來，美國對我國加關稅、搞撤資、“小院高墻”搞科技封鎖，不但沒有把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打下去，而且我國連續7年進出口比重始終保持在每年38%左右，充分體現了我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活力，體現了我國雙循環框架比例結構的穩定性和合理性。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已經悄然生成
在黃奇帆看來，2016年以來，我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發展的新發展格局的框架比例已經悄然生成。
黃奇帆認為，新發展格局包含兩部分內容：一是框架比例結構，二是5個方面的內涵要求。所謂框架比例結構，是指進出口貿易（貨物貿易加服務貿易）占GDP比重達到60%以上，即為以外循環為主體的經濟；進出口貿易占GDP比重在40%以內，即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經濟。“現實中，內循環為主的經濟中存在外循環，外循環為主的經濟中也有內循環，所以，國內國際雙循環始終并行存在。”黃奇帆表示。
黃奇帆回顧了我國從外循環為主轉為內循環為主的歷史過程——
1980年以前，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中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彼時外循環占GDP比重不到10%，是比較絕對的內循環發展階段。
1980年以后，我國積極推進改革開放，通過“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貿易方式，快速融入全球化，GDP一舉從2000億美元提升到2020年的18萬億美元，40年漲了90倍。到200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占GDP比重達到了71%。彼時，我國已然是以外循環為主體。
2022年、2023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均為38%左右。對于從71%降到38%，大幅下降的外循環比重，大家容易產生誤解，認為是由于貿易戰、撤資脫鉤、“小院高墻”等外界打壓，以及疫情下進出口貿易的供應鏈斷裂的影響，導致進出口貿易的萎縮。“其實不然，早在201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就已經下降到38%。”黃奇帆表示。
為什么10年時間下降了33個百分點？黃奇帆分兩個階段來分析原因：一是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進而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一方面，美國、歐洲國家在經濟危機沖擊下，購買力下降，中國的進出口受到較大影響；另一方面，為了穩住經濟發展，國家拿出4萬億元實施內需驅動，抵消對沖緩和了全球金融風暴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保持了GDP相對穩定的增長。到2010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降到了55%。二是2010年以后，我國勞動力成本、各種要素成本增加，加上生態環保的約束增強，國內外各方面的邊際條件都發生了改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審時度勢、順勢而為，提出了國民經濟發展新常態，確立了以內需為主拉動經濟，并著力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擴展經濟的內生動力。我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進一步逐年下降，2016年降低到了38%，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悄然形成。黃奇帆表示：“今后10年、20年，都將繼續保持這種發展框架。”
國民經濟“五臟六腑”適應內循環為主需要一個過程
“過去幾十年我們都以外循環為主，目前要真正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國民經濟的‘五臟六腑’適應這一新格局需要一個過程。”黃奇帆強調，要適應內循環有五件事要做，也是新發展格局的五大內涵。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形成自立自強科技創新能力。我國科研開發投入從1990年的121億元到2023年的3.3萬億元，增加了270多倍。“其中，95%的投入是用在了引進、消化、吸收的外循環過程中，從無到有的原始創新的科研費用只占全部科研經費的5%。”黃奇帆表示。
因此，黨中央明確“十四五”到2035年期間，中國原始創新的科研投入到2025年達到全部研發費的10%，到2030年達到全部研發費的15%，到2035年達到全部研發費的20%。“發達國家盡管原始創新走在我們前面，但過去幾十年仍然每年把全部研發費用的20%用在原始創新上，我們恰恰在這一塊做得不到位。”黃奇帆表示。
第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中國是有14億人的天然大市場，但存在一些堵點使得中國大市場碎片化，循環不夠暢通，影響資源優化配置。如某地做了一項好產品，各地便會跟進，過幾年就陷入過剩，接著便要去產能、去庫存；保護落后，如大部分城市都選擇當地或該省制造的車輛作為出租車，不論車的質量如何，這里面就是碎片化的分割市場。2019年，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30條政策均是為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管理方法調整以及改革開放，實現統一大市場。
第三，要通過擴鏈強鏈補鏈，形成“一頭在內、一頭在外”，上中下游產業鏈垂直整合一體化的制造業體系。推動加工貿易從過去“兩頭在外、大進大出”，轉變為“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實現產業鏈上、中、下游70%~80%零部件在中國本土集群化生產，打造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一體化的產業鏈集群。黃奇帆表示，加工貿易的GDP轉化率一般只有12%左右，這12%包含工人薪酬、企業利潤、生產資料折舊及各項稅費，效益是不高的；70%~80%零部件在中國本土制造，其勞動力就業、利潤和稅收都留在了中國，帶來的GDP轉化率達到32%左右，大幅提升了效益和質量。
第四，要提高最終消費（老百姓消費+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顯著提高。過去三四十年，中國最終消費只占GDP拉動力的40%，其中老百姓消費占比為30%多，原因就在于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0%左右。而世界發達國家內循環的最終消費拉動GDP都在55%~60%。“到2035年，我們要力爭將中國的最終消費拉動GDP的比例提高到50%~55%，就要通過增加就業、提高工資水平、解決教育衛生文化住房等老百姓的后顧之憂，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黃奇帆表示。
第五，要更高水平的開放、更深層次的開放、更寬領域的開放。近10年，這“三個更”具體表現為五大特征。
一是在投資政策上，從過去幾十年的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既鼓勵引進來，也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投資。據統計，1979年到2012年這34年里，中國境外投資一共約為5000億美元；而僅在2017年到2021年這5年時間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就達到了約7700億美元。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投資的特征已經很明晰地顯現出來了。
二是在貿易政策上，從過去幾十年的擴大出口為主，轉變為鼓勵出口和增加進口并重。近10年，一方面，我國穩步降低關稅水平、穩步擴大進口；另一方面，自2018年起每年在上海舉辦超大規模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歡迎跨國公司把好產品出口到中國來。
三是在區域開放政策上，從過去幾十年的沿海地區開放為先為主，轉變為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2010年以前，我國各類國家級的開放措施都是從沿海開始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任何新的開放措施，都是東西南北中一體化開放。以自由貿易試驗區為例，這10年一共批了22個自貿區，其中7個在沿海、7個在中部、7個在西部，外加1個海南島。2010年以前，中國所有70多個保稅區，跟中西部無關；2010年以后，全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增加到168個，覆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其中中西部地區批了60多個，東中西遍地開花。
四是在產業政策上，從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為主，轉變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以往，中國引入的外資主要集中在工業、百貨、建筑業和房地產等產品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領域，對金融業、服務貿易等無形領域，如外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和證券公司，以及教育、醫療、服務業和文化藝術等，在準入前國民待遇、股權比例限制以及營業范圍上，內在的約束還有很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對服務業、金融業和工商產業的外資企業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競爭中性等，各種限制都要取消，實現全方位、寬領城、多渠道開放。
五是在全球外貿秩序治理方面，從以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主，轉變為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制定修訂。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國際貿易國，不管是投資領域還是貿易領域，中國都有重要的影響力和發言權。近10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對國際貿易規則的修改，一起參與談判確立國際貿易規則中新的制度，所以中國不僅是適應現行的國際貿易規則，還開始介入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和修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這5個新特點，與40多年來的對外開放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在新時代、新格局下，形成了更高水平開放、更深層次開放、更寬領域開放的新特征。”黃奇帆表示。
中國對外經濟出現3個趨勢性、結構性、非常具有潛力的良好勢頭
黃奇帆指出，在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對外經濟出現了3個趨勢性、結構性、非常具有潛力的良好發展勢頭，這是中國力量、中國優勢發揮作用的結果。
一是出口產品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具體來說，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初，中國工業出口產品始終保持著一個特點，即70%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輕工、紡織、服裝、箱包、鞋帽、玩具等，剩下30%是機電產品。然而，到了2022年，中國的出口總量達到了驚人的3萬億美元，與2010年的1.6萬億美元相比，翻了一番左右。在這些出口商品中，機電產品和電子信息等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型產品占比高達90%；與之相反，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只占10%。
這意味著，在3萬億美元的出口中，有2.7萬億美元是機電產品、電子類產品和其他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輕工紡織產品僅占3000億美元。這一轉變顯示了中國在過去約10年中，機電產品出口量從2010年的9000多億美元增長到了27000多億美元，增長了近3倍。這一增長的背后，是中國制造業在規模效應作用下大幅度降低的綜合成本，使得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裝備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具備了巨大的國際競爭力。
他同時認為，中國制造的規模效應會天然地從6個方面降低制造成本，包括攤薄科研開發成本、固定資產投資成本、物流成本、采購成本、市場開拓成本以及提高勞動生產力。“這6個方面，每一項成本降低5個點，就會使得中國產業鏈生產的產品成本比歐美降低30%~40%。這不是中國政府對企業做補貼產生的，而是市場規則本身就使得中國大市場具有這樣的競爭力。”黃奇帆強調，“這種競爭力的崛起，是時代的進步、趨勢性的進步，是不會逆轉的。”
二是進出口貿易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加工貿易曾是中國外貿的“半壁江山”，占進出口的比重最高達50%。加工貿易“兩頭在外”最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原材料、零部件從國外進口，通過國內淺層次的加工、組合形成產品再銷售到國際市場。這種生產方式附加值低，GDP轉化率只有12%左右，企業的利潤也不高。現在“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實現了原材料、零部件70%~80%在中國本土生產，形成了中國自主可控的上中下游的全產業鏈集群，生產的產品既滿足國內市場需求，也銷售到世界各地。這種全產業鏈集群化的生產方式綜合效益好，使得加工貿易產生的GDP轉化率已由12%提高到33%左右。
當下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的比重已經大幅下降，2022年我國加工貿易占進出口總值的20.1%，一般貿易的比重達到63.7%，其余的16.2%為農產品、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加工貿易、一般貿易比重的變化，很好地詮釋了中國制造業生產方式的升級轉換。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化，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制造的附加值，推動了中國制造的結構優化，催生了中國產業新技術、新制造、新業態的加速“自主孵化”。
三是引進外資規模逐年增長。在過去10年中，中國的外資引進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這一表述似乎與公眾的普遍印象相悖，網絡上經常有聲音稱由于政治等因素，外資在中國的存量減少了一半，且年度新增外資幾乎腰斬減半。然而，這些聲音通常缺乏權威性數據的支撐，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或中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不相吻合。
事實上，自2000年加入WTO至2010年，中國平均每年引進外資（FDI）約1200億美元。2012年至2022年這10年間，中國平均每年引進的外資約為1400億美元。
此外，有觀點猜測在中美貿易戰發生之前的2012年至2016年外資增長較多，而貿易戰發生后的2017年至2022年則有所減少。實際上，情況正好相反。在過去5年中，中國平均每年引進的外資約為1580億美元，超出了這10年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說，2012年至2016年實際上的年均引進外資約為1300億美元，而在過去5年里，這一數字為每年1500億美元以上。
許多人認為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間，外資必然下滑，因為新冠疫情限制了出國考察和合資談判的次數。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這3年期間，中國每年平均引進外資的量達到了1700億美元。2022年更是成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引進外資最多的一年，總量達到1880億美元。這一年德國總理、法國總統帶著企業訪華，因為俄烏戰爭，歐洲能源短缺、成本高，因此歐洲的一些制造業企業就加大了對中國的投資力度，與2021年相比，2022年歐洲對華投資增加了200億歐元。
以上事實表明，盡管這幾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受到沖擊，但外資對中國投資不降反增。原因很明顯，中國內循環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更深層次開放政策帶來的穩定環境，吸引了全球跨國公司來中國投資。面對近年來國際相對動蕩的困境，跨國公司不得不考慮長遠發展，并尋找資源更穩定、市場更巨大的新投資地，中國恰好成為他們的理想選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引進外資的持續增長趨勢，這與外界流傳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顯示出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減反增，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活力在進一步增強。不管是從投資環境、營商環境講，還是從資本角度講，中國依然是全球最佳的投資“熱土”。
總之，這3個積極因素，有力表明了在新格局下，中國對外經濟在出口產品結構、加工制造方式、引進外資總量3個方面實現了良好的趨勢性、結構性、基礎性變化，是推進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加快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所在、源泉所在。
